鄧某的兒子順利的通過了省公務員招錄考試筆試，還要參加至關重要的面試。葛某得知此事，便對鄧某說，鄧某只要給30萬的運動費保證其兒子一定入圍，葛某幫鄧某去送錢走動。鄧某心想這是兒子一輩子的大事，便同意拿出30萬并委托葛某全權處理此事。葛某拿到這筆錢后，通過自己的各種途徑和關系都沒有把錢送出去。鄧某得知兒子并未入圍后找到葛某欲索回30萬元，但葛某以錢已送出為由拒不退還。

葛某的行為構成侵占罪和行賄罪，應兩罪并罰。

本案中，葛某取得30萬的過程，是鄧某與葛某協商通過送錢處理相關事務——鄧某交給葛某30萬元——葛某采取各種方式與有關方面聯系以求得保證鄧某兒子面試入圍。因此30萬元的取得過程沒有欺騙，是雙方的合意行為。基于葛某取得30萬之前并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，也沒有虛構事實、隱瞞真相；占有 30萬財產不是因欺騙,占有原因是因為行賄，因此不構成詐騙罪。

葛某的行為也不構成介紹賄賂罪。介紹賄賂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在行賄人和受賄人之間實施溝通、撮合促使行賄與受賄得以實現的行為。介紹賄賂人不同于行賄或受賄一方的幫助犯，他必須與賄賂行為的雙方都有聯系，是根據行賄、受賄雙方的意圖辦事，在行賄人和受賄人之間進行聯系，如果行為人只與其中一方有聯系，為一方出謀劃策，則構成一方的共犯。葛某的行為應認定為幫助鄧某向有關人員行賄，實施的不是撮合行為而是幫助一方的行為。由于葛某沒有撮合的故意，也沒有撮合的行為，有的是教唆鄧某行賄和幫助鄧某行賄的行為，因此不應認定為介紹賄賂罪。

行賄罪主觀方面表現為具有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，為自己或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犯罪故意。葛某和鄧某協商送給有關人員 30萬元，以期為鄧某兒子面試入圍疏通好關系，存在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故意。行賄罪客觀方面表現為實施了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的行為。行賄人只要是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，給國家工作人員以賄賂，即可構成行賄罪。即使行賄遭到拒絕或者其所追求的不正當利益并沒有達到，也不影響行賄罪的成立。行賄罪是行為犯，葛某經多方努力，雖然沒有最終把 30萬元送出去，但其行為已經構成行賄罪。

同時，葛某的行為涉嫌構成侵占罪。本案中，葛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，將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非法據為己有，即葛某將代為轉交的賄賂款30萬元占為己有，鄧某對此并不知情，且在鄧某索回賄賂款時，以錢已送出為由拒不退還，符合侵占罪的構成要件。

綜上，以葛某主觀上企圖占有30萬元,客觀上編造謊言(自己說已經把30萬元送出)，拒不退還30萬元為分界點，該點之前的行為是幫助鄧某行賄，雖然沒有成功但主觀上存在行賄的故意；該點之后的行為是企圖侵吞30萬據為己有，主觀上存在著侵占賄賂款的故意。葛某存在兩個獨立的犯罪故意和兩個獨立犯罪行為，涉嫌構成行賄罪和侵占罪應對葛某實行兩罪并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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